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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干部如何破解“被调研”

发布时间:2012-06-08 00:00:00 编辑: admin 访问次数:2106 字体大小:

    近一段时间来,社会上热议的一个话题,就是领导干部“被调研”现象,主要是指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时,受“规定路线”、“标准答案”和“示范样板”的影响,使调研成了“论证会”、“报喜会”和“盆景展”,甚至在个别地方发展成了“形式主义”和“骚民扰民”,很难了解到基层和工作的真实情况,甚至不讲真话实话,为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风险。
    其实这种“被调研”并非新近才有,就连毛泽东那样一生重视调查研究的大政治家也遭遇过“被调研”的现象。我们这里先列举两例:
    第一例,1958年 8月和 11月,在“大跃进”运动深入推进期间,毛泽东两次出京调研,先后到河北、河南、山东和湖北等省市视察。在各省市主要领导工作汇报中,在提及粮食亩产超万斤的汇报时,毛泽东都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,认为不可能,多次说:“这不是放卫星,这是放大炮”,“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”,还在一些会议上指责干部中间的撒谎行为,主张将有关粮食统计数字折扣之后再予以公布。可见,在这一期间调研中,毛泽东并非完全相信那些离奇的粮食产量,意识到自己“被调研”,但又出于保护干部群众“大跃进”热情的考虑,没有及时加以批判和制止,最后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瞎指挥、“浮夸风”和“共产风”。
    第二例,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,对此毛泽东多次指出:“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,付出的代价很大”,“水是浑的,有鱼无鱼不知道。要把浮夸、官僚主义、不摸底,彻底克服掉”。在这段时间里,毛泽东检讨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官做大了,调查做少了,不摸底等问题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,毛泽东提出“希望 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,大兴调查研究。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,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。但由于客观原因,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开展“蹲点”调研,自己开展的却都是坐着火车 “走马观花”式的调研,他自己也承认:“我是在中央会议上作过保证的,我说,我一定得下去蹲点,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。”这种客观上“被调研”的事实,使毛泽东本人没能倾听到普通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倾诉和企盼。
    从毛泽东一生调查研究的实践、特别是晚年遭遇“被调研”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的视角,我们可以看到,领导干部如何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真实情况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,是需要不断地探索、总结与研究来深入推进的。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,不仅可以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指导,更可以以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,给我们有针对性的现代启迪。
    带着问题而非“求证”式开展调查研究
    毛泽东强调要带着问题开展调查研究,反对带着框框下去搞“求证”式的调研。在民主革命时期,毛泽东成功开展了寻乌、兴国、长冈乡、才溪乡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的调研,成为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表率。他还发动并组织了1941年全党的调查研究运动,为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、为全党从根本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,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奠定了基础。1956年,他又通过调查研究,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初步探索,发表了《论十大关系》这样的重要讲话。然而,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,毛泽东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,但有的调查是先有答案,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答案的正确。1958年夏他对河北、河南、山东三省农村的调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因为在此之前,他已有了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,而在这次调查中,看到的似乎都是一片“大跃进”的热闹场面,听到的都是小社合并成大社有诸多优越性的汇报,于是相信他此前在农村办公社的设想是正确的,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,使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。
    因此可见,在调查研究中,切忌先预设结论和明确的目的,如果将调查过程沦落为按图索骥、按需求证、“合则取,不合则弃”,成为使客观现实适应主观要求的过程,这就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,犯了主观主义的严重错误。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和观察处理问题时,一定要杜绝先入为主的现象,真正做到从客观实际出发,而不是从主观感情、愿望和意志出发,坚持“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,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”。
    使调查研究成为一种常态
    1961年,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,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1961年关于人民公社、公共食堂等问题的全党调查研究年活动,并且明显感到自己赖以决策的信息是不真实的,不断谈到自己官做大了,调查做少了,不摸底等问题,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亲自带队下去做蹲点调研,号召各省、地、市、县、社的第一书记将调查研究当作第一要务,迅速掀起了全党调查研究的高潮,在一定范围内纠正了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的“左”倾错误,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。遗憾的是,这种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并没有长期坚持下来,虽然毛泽东也曾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忙于事务工作,更不能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报告或看书面汇报,“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,到下面作调查研究,开会,到处跑”、“应该到一个乡上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,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”。但是,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困难局面的过去,党内包括毛泽东本人对调查研究实际上又放松了。
    我们不但要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重视调查研究,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,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,而且也要在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加强调查研究,切实把握变化了的实际,万不可将调查研究当作权宜之计和应对之方,而应通过调查研究随时发现问题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,使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常态。
    当前,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、交通和通信条件的极大改善,特别是政治社会的环境越来越复杂,我们的领导干部却出现了“出不去”的现象,许多领导干部整天忙于事务和文山会海,根本没有时间蹲下身子真正沉到基层去开展调查研究,有的地方甚至把调查研究搞成了运动式,变成一阵风,为调研而调研,而没有真正把调查研究看做一种领导工作的基本功和日常功课,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高度警惕并时刻避免的。
    调查研究需要“有的放矢”
    1941年10月30日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。在讲到调查研究问题时,毛泽东说,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,这是做工作的出发点。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,就要亡党亡国亡头。不调查,不分析,不研究,不知道敌人和自己,就叫粗枝大叶作风,这是一种危险。我们要“有的放矢”,用马克思主义这个“矢”,去射中国的“的”,而这个“的”怎样射得准,离不开调查研究。不调查研究,就不能了解真实情况,那一定会是虽然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好“矢”,但射不到中国的“的”,致使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出它真理的光芒。
    历史证明,不调查研究必定产生主观主义,而主观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、“大跃进”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伤,本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产物。因此,能否重视调查研究不但是一个方法论问题,而且还是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历史责任感的体现。领导干部对历史负责、对人民负责,就应切忌主观主义,而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最有效的途径。
    引导大众参与开展讨论式的调研
    毛泽东一生非常强调开展讨论式的调研,强调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整个调查研究过程的重要性,他指出:“那种不开调查会,不作讨论式调查,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,是容易犯错误的。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,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,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。”他晚年产生重大错误,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与一线群众开展面对面的调查研究而导致的。讨论式的调查研究,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科学决策,二是转变作风,三是凝聚人心。当前,我国正处在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凸显期,群体性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,党群干群之间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问题,深究其产生的原因,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委和政府在出台重大决策时,没有很好地、全面系统地研究群众的具体利益诉求,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,埋下了党群干群冲突的巨大隐患。因此,在新形势下,我们要更加重视调查研究,充分发挥它推进党内民主和巩固群众基础的作用,切实使新一轮调查研究的过程,成为全面提高党委、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的过程,成为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执政能力的过程,成为维护群众具体利益、凝聚全党、全国各族人民前进力量的过程。(廖立勇)

来源:学习时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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